罗贵祥专辑我的老师是一名海盗──罗贵祥书写中的少数意识

罗贵祥是如此地难以捉摸的作者,他是诗人、是剧作家、是小说家、是学者、是散文家……其实对我来说,他的身份相对容易交代,他是老师,Prof. Lo。老师总是学生的模仿对象,但是越想弄清楚Prof. Lo的底蕴,越发现也许不存在所谓「底蕴」。

为了这次专题,陈子云(也是罗贵祥的学生)与我一起访问他。他笑笑说,不要说是访问吧,聊天就好。然后他真的开始问陈子云,最近做自由身工作者情况如何了?然后也问我,你毕业论文写完没有?被他关心了二十至三十分钟后,我们才开始谈「正题」。「想问问一些关于你自己的问题……」岂料,他听完后笑一笑,便说:「自己没甚幺好谈吧?太自我不太好啊。」

他总是在我问问题后,两言三语间就拆解了整条问题。

不过关于「自己」这点,回想起来的确颇为 Prof. Lo。他总在一切定义之外,连「自己」的定义都会避开。如是者被他耍了数遍后,我开始更加小心翼翼地问问题。他真的是「之外」吗?以他解构成瘾的性格,也许他又会开始拆解内外的二元对立。他未必是在外部,我开始想,也许他是内部的外部(有时Prof. Lo的幽默感很黎明),他是不是诗人的诗人,不是学者的学者,不是老师的老师……观乎众多作品,也许这样形容贯穿其中的形态更为合适,就是──少数(Minor)。

香港文学作为少数文学

这个「少数」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ttari)在《卡夫卡:走向一种少数文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中提出的少数文学肯定有关。罗贵祥受德勒兹影响极深,甚至着有《德勒兹》一书,引介德勒兹到华文世界。但是,罗贵祥的「少数」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少数」又未必一致。德勒兹和瓜塔里以卡夫卡为案例,描绘处于国家边缘文学,它们不是在国家里以另一种文字书写的文学,相反,它们以国家主流文字书写,但逃离国家语言的规範。卡夫卡之所以是少数作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或者以犹太人的意第绪语书写,相反是因为他作为奥匈帝国子民以德语写作,但正正因为以德语写作,他才得以动摇德语本身的规範。[1]

作为香港人,大概难免联想到香港文学的处境吧?罗贵祥也留意到这点,「当香港作家以广东话为母语,自小接受英语教育,却以中文书写,他或她便经常被批评无法写出『纯正及原本的中文』」[2]。《卡夫卡》英译本在1986由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据访问所知,罗贵祥当年是阅读该版本。尔后,他在1987年的〈少数论述与「中国」现代文学〉旋即引用,抵抗国族文学论述统整香港文学。但罗贵祥也非全盘接受这套法国理论。他在别处补充:

我未必同意德勒兹与伽塔利(按:即瓜塔里)撷取西方经典的文学家卡夫卡,作为引证「少数文学」的例子,因为这完全不适用于那些始终没有「经典」作家的少数论述。[3]

更详尽的分析可见于罗贵祥的毕业论文。时间回溯到八十年代尾,罗贵祥在信报任职文化版记者一年后,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哲学硕士。他的毕业论文一方面反对将香港文学统整为中国国族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拒绝将香港文学本质化。为此,他提出了「少数书写」作为分析香港文学的理论框架。与「少数文学」一起进入罗贵祥视野还包括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以及葛兹奇(Wlad Godzich)的「冒现文学」(emergent literature)。

詹明信的「国族寓言」关注「第三世界」的文学与国族想像的关係,儘管罗贵祥亦以不少篇幅批判詹明信过于简化複杂的第三世界问题,[4]但他亦以詹明信作为支点,让「少数文学」逃离欧陆的局限。他指出:

当德勒兹与瓜塔里主张,「我们同时可以说,少数不再指明特定的文学,而是在被称为伟大(或既有)的文学中,每一种文学的革命状况」,并且经已经典化的欧洲、白人、第一世界作者,例如卡夫卡或者乔伊斯为例子说明时,我们可以留意到,他们「逆向的伪雅主义」(Snobbism)相当可疑,而且将之套用在香港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显得不合理。[5]

罗贵祥所指的「少数书写」是一种不欲落于「国族论述」的书写方式,他既拒绝将香港文学送进中国国族文学的「殿堂」,亦不想将香港文学的边缘性本质化。罗贵祥意识到,一旦谈及少数,我们很容易落入多数与少数对抗的二元局面。「因为他们是多数,所以我就是少数。」这是经常可以听到的论调,有时少数甚至被固定下来,成为了可供利用的标籤。最吊诡的是,一旦少数固定下来,又会排挤掉更少数的一群。少数反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多数。这一点对于罗贵祥日后作品影响深远,我们甚至可以在他当下的少数民族研究中看到相近的论点。

或者,我们可以理解「少数」为形容词,甚至是用以修饰动词的副词。这个形容词不会落于固定的名词,不被本质化。正如罗贵祥自述:

不仅是香港文学这种具特殊性质的少数论述,可以应用少数文学的观念;大陆文学中的少数民族问题、台湾文学的原乡与外省人矛盾、「中国」整体文学里的阶级、妇女及同性恋问题,我以为亦与「少数文学」有一定的密切联繫。甚至,整个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自决,如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错综纠缠,也未尝不可由这个角度作出思考。[6]

「少数」是一个形容词,游走于不同的名词间。

 

国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

「少数」肯定是政治的,正如德勒兹与瓜塔里所说。其政治在于它与多数之间永恆的角力,甚至是与成为多数的自身角力。在罗贵祥的研究中,「少数」的政治意味体现于他对国族主义的批评。

在罗贵祥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关于「少数族裔」、「少数民族」的研究,例如《香港:多一点颜色》香港少数族裔的访问、《边城香港》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的认识论:「边缘」的视角〉,以及收绿在第31期《思想》的〈没有国家的民族:少数者的「中国」〉。

近年,他开始研究藏语电影(Tibetan Cinema),[7]探讨藏区与中国的关係。罗贵祥之所以对中国民族问题有兴趣,可能与香港人的身份有关。香港对中国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少数」。罗贵祥指出:「置身『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被中央政府给予种种特惠优待,某程度上,其实是帝国历史上边陲政策的延续[……]所谓『自治』变成空言,骨子里与中华人民共国内地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没有结构性的分别[……]香港在中央眼里,也可能是『另一种边疆少数民族』」。[8]

但对他来说,中国民族问题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少数如何以顺从多数的逻辑而成为少数。「民族」──甚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新近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当中的问题错节盘根。罗贵祥视「少数」为机制(mechanism),关注的不是现存已经固化的「少数」,而是要追溯这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形成过程。[9] 罗贵祥研究「少数」,不同聚焦于我们一般所想像的多数迫害少数。迫害当然不罕见,但罗贵祥回溯中国少数民族之形成时,却发现原来「少数化」反而成为多数管治的必要手段,「从边缘的少数民族看中国,首先我们知道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现代历程中绝不边缘,甚至可以说对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绝对重要」。[10]因此,所谓少数(或者边缘)的真正悲剧在于,「中心其实非常热衷挪用边缘自我观照」。[11]

带着这个视野回到香港问题,会发现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到底香港人时常挂住口边引以为傲的「边缘性」是怎样的一回事?有没有可能,我们所谓的边缘其实正是中心?其实是西方和中国都热衷挪用的边缘?罗贵祥对这样的「香港」可说是大力批判:

在殖民地时期,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策划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中西融会的混种合成体,它的融合方法是向西方兜售一种不真实的中国特色(当中国大陆远在西方渴求的视线之外),以及将一种西方的表象兜售给当时的中国同胞。香港的民族性或中国性实则上并不是一个供香港人自我反省的实体,倒是一种刻意营造给局外人观赏的商品。[12]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到无论是中国少数民族、香港少数族裔,抑或香港人,所谓「少数」以及「边缘」面对的最大危机,也许不是被多数吞噬,而是被固化,被多数策略地利用。面对「少数」,我们更应该检视它的运作逻辑:少数是否已经反向地屈服于多数的机制之中?[13]正如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反伊底帕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中多次告诫我们,真正的牢笼不是父亲角色,而是整个「父亲—母亲—我」的伊底帕斯情意结。精神分析师以此牢笼困住病患,告诉他问题出自他自己身上,因为病患无法辨认大他者,但是实则上却是转移视线,令人忽视牢笼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以民族国家对抗民族国家的问题正是如此,针对了政权,却忽视了「民族国家」作为政治体的运作问题。

愿望是做飘流大海的海盗?

对于罗贵祥而言,也许海盗才能真正表达出他理想的少数形象吧?他思考香港的根源,常常追溯到海盗身上,例如张保仔,而有趣的是,海盗作为根源,是一种无根的根。

《有时没口哨──故事共生集》收录了〈海盗岛〉,是一篇短小却充满奇想的闪故事(flash fiction)。故事讲述一个小岛脱离大陆,在海洋飘泊。儘管篇幅极短,但看看罗贵祥如何描写小岛飘流海上的片段,足见他的想像力,像是入了水的地下铁被改装成水族馆,让居民对着过时的月台海报广告凭弔(但是老师,我想近年安装的电子屏幕应该全部报销了吧?),又以以下这段最有趣:

岛上仍有水塘与发电站,但缺乏种植的土地。或许是这个缘故,岛民一脱离大陆便做起海盗的勾当来。上几代的人比较胆小保守,他们只将飘流岛扮成是大陆,让远洋的货轮误以为到岸,在岛上的码头停泊,岛民就一拥而上,抢夺船上的货物。后来,他们胆子越来越大,索性用整个飘流岛去拦截航行中的远洋货轮。[14]

我们可以把「海盗岛」看成香港的隐喻,以「小岛」扮作「大陆」与上述的「向西方兜售一种不真实的中国特色」不谋而合。后来直接飘流去拦截远洋货轮,贴近海盗的行为。罗贵祥说得很明白,「我们的祖先全是海盗」。

横行汪洋的海盗正好体现出「少数」的流动。海盗绝对令主权国家的管治头痛万分。海盗利用海洋的平滑,颠覆陆地上依赖定点居民的官方。在〈海盗邦到耕作村〉中,他解释了海盗对他的特别意义:

关于海盗与走私的故事叙述,试图脱离以陆地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框架, 将过往受边缘化的海洋变为中央舞台,透过海洋穿越国界,把中国、日本、 东南亚的历史串连起来,整个区域由海洋联繫,不能再单以个别的国家利益作为观照视点。海洋成了超越大陆文明的无管束自由领域,既是跨国的空间,又混合着多民族的互动关係,打破单一国家民族的界线限制。[15]

海盗岛的结尾悲壮:「我们这一代」、「我们这班没有记忆的海盗」摆脱上数代人的教训,决意撞上大陆,「那彷彿是一种命定的召唤,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故事就此完结。今日回望,可以推算海盗岛是凶多吉少。但是,罗贵祥却斯文地激进,(或者激进地斯文?)我几乎又见到他预备冷笑,再一次拆解我的问题。总之就是无法确定,他的「少数」永不安于「少数」的位置,他要以「『外边』去修改,颠覆〔多数〕的既有内容」。[16] 我突然发现,老师原来是一名海盗,他的目标简单地複杂:以「少数」粉身撞向「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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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有关卡夫卡与少数文学的关係,可参照张历君的〈换取的孩子:卡夫卡与犹太德语文学〉。原刊于《书城》第32期 2009年1月号。

[2] Lo Kwai-cheung, Crossing Boundaries: A Study of Modern Hong Kong Fiction from the Fifties to the Eighties.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17.

[3] 罗贵祥,《他地在地──访寻文学的评论》(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08),页132。

[4] 他指出:「抽取民族主义这个特徵,作为『统摄』第三世界文学讨论的方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关键依旧是第三世界文学的多异分歧(试想台湾文学与印度文学之间的差距),是否以民族或语言等决定因素,就能获得较为整体的全貌?我似乎又回到最初的问题去──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中、在这篇文章内,我想我也犯上了同样的危险,把『香港』文学依样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看待。」同上,页134。

[5] Lo, Crossing Boundaries, pp.17-18.

[6] 罗贵祥,《他地在地》,页133。

[7] 编按:罗贵祥关于「Tibetan Cinema」的文章多以英文写成,编辑选取「藏语电影」这译法。

[8] 罗贵祥,〈中国少数民族的认识论:「边缘」的视角〉,收录于《边城对话》(彭丽君编),页13。

[9] 罗贵祥指出:「事实上,由林耀华率领的云南民族识别团队并没有严格跟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反而创造了『民族集团』的概念,来为中国的不同部族分类与确认,并在访问调查的过程中与部族领䄂协调合作,甚至参与建构民族的分类,在访问中教育被访的少数民族他们该属于的真正身份。」同上,页30。

[10] 同上。

[11] 同上。

[12] 罗贵祥后来接受《立场新闻》的访问,回应学苑出版《香港民族论》。他在其中谈到相关的忧虑:「所以探讨问题是好的,但如果走上了这条窄路、老路,变成了鼓吹民族国家,以对抗另一个民族国家,这样的话,对香港来说其实很可悲。」罗贵祥,〈目无邻人:少数族裔与香港的华人社会〉。

[13] 立场报道,〈【五代学苑人 5】香港是他们眼中的,少数民族〉。

[14] 罗贵祥,《有时没口哨──故事共生集》(香港 : 香港文学出版社,2015),页281。

[15] 罗贵祥,〈没有国家的民族:少数者的「中国」〉,载于《思想》第31期(2016年9月),页135。

[16] 同上,页243。